安乐死问题，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，都是近年来经久辩论的热点。宁夏女孩李燕不久前在网上公布“安乐死申请”，并请求人大代表提交安乐死议案，再次使安乐死立法问题处于不容回避的位置。
在我国，对安乐死问题的注意要比西方发达国家晚得多，但从一开始就以尖锐的形式出现，观点截然对立。1986年6月，陕西汉中某医院发生一起安乐死事件，并成为司法案件；1987年12月，国家领导人邓颖超赞成安乐死的信件被公布；1988年7月，在上海举行了一个大型的安乐死社会、伦理、法律学术研讨会；1991年5月，汉中法院宣判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件被告无罪;进入新世纪以来，在“两会”上提出关于开展安乐死合法化试点的提议和立法建议一直不断。
近年来，我从周围许多朋友中陆续听到一种说法：生平最大的愿望，是能看到安乐死的立法在中国实现，从而使得自己可以享受没有痛苦折磨的、有尊严的“善终”。我也有这个愿望，我认为，不论从情还是从理出发，都应该满足这个愿望。
有人从哲学上说，安乐死问题的核心，是一个人的生命是否完全属于他(或她)自己，即一个人对于自己的生命有没有完全的支配权。如果说谁都无权对于人的生命做出规定或者安排，那么也可以说安乐死的合法性或合理性是不存在的。
这是偷换了概念，或者说误解了安乐死的性质。安乐死的本质不在于在生与死之间进行选择，而是在死亡的方式上进行选择。准确地说，这个问题是，当一个人身患绝症，面临无可挽回、即将到来的死亡时，有没有权利做出选择：在不堪忍受的、极度的痛苦中挣扎因而丧失尊严，还是在平静、安宁、祥和的心境和气氛中离世？如果我们不能绝对地说，人的生命完全属于自己，因此可以任由自己处置；那么绝对不能否认的是，一个人的肉体痛苦完全属于自己，对于一个处在剧痛中而且毫无好转可能的重症病人来说，抽象地大谈什么生命的普遍性和不可终结性，使病人备受折磨，处于求生不能、求死不得的境地，是没有心肝的。反对安乐死固然有许多道理，但那是在一旁轻飘飘地讲那些大道理，却没有分享别人的痛苦，也没有减轻别人的痛苦。
